6月18日下午，在四川省成都市雙流區老龍村張術明的堰塘邊，上千斤死魚在烈日的暴曬下散發出惡臭。像這樣每天打撈死魚的日子，已經是第十天了。
水產養殖是我國漁業生產的支柱產業，近年來占漁業生產比重還在不斷上升。至2011年，全國漁業經濟總產值已達1.5萬億元，占全國農業總產值的31.59%。全國像張術明這樣的養殖業者，每天都承受著因自然災害、流行疫病、環境污染及價格波動帶來損失的困擾。
而張術明無疑幸運得多，成都作為全國少數開辦水產養殖保險的城市之一，張術明去年在中航安盟財產保險公司投保了5000元水產養殖保險，按照合同約定，保險公司將按草魚每斤4元進行賠付，張術明個人承擔的損失額大大減少。
水產養殖戶聯名上書地方政府求漁“保”
“三年奔小康，一年賠精光。”這句在業內流行的順口溜，成都彭州的水產養殖大戶宋倫祥深有體會。2008年，汶川地震造成養殖池水斷流和滲漏，宋倫祥所養殖的淡水魚全部死亡，直接經濟損失超過2000萬元。
在宋倫祥的組織下，養殖戶聯名向當地政府上書，建議開辦漁業保險業務。與此同時，一份由中航安盟保險提交的關于開展政策性漁業保險的調研報告，為成都市政府探索水產養殖保險提供了一種路徑選擇——由政府支持、商業保險公司運作的水產養殖保險試點模式。2010年8月，成都市正式印發《2010年政策性特色農業保險試點工作實施方案》，首批在彭州市等5個區縣試點政策性水產養殖保險。到2011年，成都市試點區（市）縣擴大到9個，2012年擴大到12個。
政府+公司合作推出水產養殖保險成都-安盟模式
保險業內人士指出，我國開展水產養殖保險主要面臨四大困境：一是水產養殖是一個高回報、高投入的行業，風險賠付往往是巨額的；二是誘發水產養殖風險的因素很多，既有氣候因素，又有環境因素，既有疫病風險，也有自然災害風險，發生風險的頻率較高；三是我國水產養殖戶絕大部分是農民，經濟條件有限，保費支付能力不高；四是水產養殖專業性強，保險產品的定價和查勘定損工作難度較大。
福建省漁業互保協會承保部的王建橋說，“按照5%的費率算，就意味著20年出一次全險的話，所有的保費都要賠進去，還不包括工作經費。”
中航安盟保險公司在成都卻闖出一番天地，其四川運營中心總經理阮江介紹說：“在成都市政府支持下，我們引進了法國安盟成熟的漁業保險經驗，創建了成都-安盟水產養殖保險模式。承保淡水魚品種達20多種，包括金鱒、鱘魚等高價值冷水魚品種。責任范圍涵蓋地震、泥石流、洪水等10多種自然災害，34種常見漁業養殖疾病及其他爆發性流行性疾病，另外還承保因各種水域污染、意外事故和浮頭等原因造成的損失。到2012年，投保農戶達到1600戶，承保養殖面積25218畝，承保養殖魚類7722萬斤，保險金額3.2億元，目前公司水產養殖保險覆蓋率已超過成都市養殖戶的65%。”
成都-安盟水產養殖保險模式成功的關鍵在于各級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成都市及其轄縣區政府的財政支持解決了農業保險的高成本與農戶家庭的低收入之間的矛盾。
成都市水產養殖保險保費實行市、縣政府和農戶共同分攤原則，農戶只用承擔較小比例。按照2010年的承保方案：市、縣兩級財政承擔72%，農戶僅承擔28%。2011年，農戶承擔比例進一步由28%降至23%。
在產品定價方面，初步形成了政府主管部門、保險公司、養殖戶三方協商機制。政府每年會根據全市漁業保險承保經營情況調整定價，以控制保險公司經營政策性保險的利潤水平。
“我們養一畝草魚應交保費410多元，但政策補貼后我們只需交47.5元。”雙流萬戶漁業合作社副理事長唐福元對記者說。
水產養殖保險推廣亟需國家財政大力支持
“雖然成都—安盟水產養殖保險在成都試水成功，但推廣起來較難。”中航安盟保險副總裁拿有黎認為，水產養殖保險需要政府補貼支持，而許多地方政府特別是在一些農業大省、農業大市、農業大縣，由于財力有限，難以提供長期穩定資金支持，這對水產養殖保險的推廣造成難度。而在法國，當地漁民會視不同產品得到50%～80%的政府保險補貼，分別由歐盟和國家層面提供，不受地方財力的影響。
另外，他還認為，成都—安盟水產養殖保險模式受補貼力度影響，保障水平低、保障范圍窄。目前，在成都漁業保險只保水產品成本，以維持再生產，還沒有達到保收入、保生活。法國漁業保險是根據水產養殖產品市場價格確定保險補償價格，使漁民在災害中的大部分損失可以得到補償。水產養殖保險還能發揮保障市場食品安全功能，在法國，許多根據保險合同約定的標準已成為市場統一的食品安全標準。
漁業生產資產投資較大，由于我國漁民大多可供擔保的財產有限，難以向銀行申請抵押貸款。未來，可充分發揮漁業保險綜合金融服務功能，通過創新保險方式幫助漁戶獲得各種金融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