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有媒體報道北京第一批外遷公司有207家，主要涉及化工、建材、鑄造等門類。目前名單已經通報給天津、河北等地。對接的流程是北京市提供外遷企業名單，由天津、河北等地在名單中甄選。如果對接意向確定，由當地政府部門和北京市發改委完成對接。由于上述企業大多為“三高一低”企業(高投入、高能耗、高污染、低效益)，尚未出現對接成功案例。
“京津冀一體化”并不是最近的提法，謀劃早已有之，但是進程緩慢。今年3月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加強環渤海及京津冀地區經濟協作”，這為一體化從“提法”到“做法”鋪就了道路。而今年2月底，習近平總書記也聽取了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匯報，他強調實現京津冀協同發展是一個重大國家戰略，要堅持優勢互補、互利共贏、扎實推進，加快走出一條科學持續的協同發展路子。
中央關于京津冀一體化的決策當然毋庸置疑，既是民意所向，也是大勢所趨。一方面，北京作為首都，交通、住房、環境的壓力與日俱增，亟需騰挪出生存和發展的空間，天津與河北是較好的選擇；另一方面，天津與河北多年來與北京的發展存在一定的脫節，也需要跟上北京的步伐，承接北京一些產業和事業的轉移可相得益彰。
如果一體化能夠順利落實，那么這個設計堪稱完美。但現實告訴我們，要想落實這個規劃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否則一體化早就水到渠成了。前述媒體報道的現象就是典型的困難，正如河北一名官員所言，“第一批外遷的公司大都是高污染、高耗能企業，這樣的企業到哪里都是負擔，所以目前天津、河北承接的熱情不高。”他們正在等待第二批外遷的公司名單，但問題也在于，第二批如果還是類似的企業，河北與天津又該如何選擇？
從第一批外遷公司多為“三高一低”企業，我們可以看出“遷出地”的精明，但“遷入地”也有智慧。京津冀一體化既是利國利民的國家戰略，也是各方利益博弈的漫長過程。在我們看來，目前一方提出外遷企業名單等待另一方遴選的方案效率并不會太高，甚至可以說，天津、河北甄選企業的猶豫或審慎值得贊賞。
地方政府對于“三高”企業提高了準入門檻，正是中央提出“告別以GDP論英雄”后的良好反應。當然，如果京津冀都堅持目前的遷出遷入標準，那么一體化無疑會陷入某種僵局。換句話說，我們需要一個讓雙方更能接受的方案，也就是依據習近平提出的“互利共贏”原則，調整外遷公司名單，呈現一個“肥瘦”搭配的產業格局。
首先，北京外遷企業不宜過于集中于化工、建材、鑄造等“三高”企業，否則將面臨無處接收的窘境。雖然從“理性人”的思維考量，北京的做法無可厚非，它當然希望高附加值、低能耗、低污染的企業留在首都，但是作為國家戰略，京津冀一體化不只是為了解決北京的煩惱，也需要提升天津、河北的產業層次。
其次，天津、河北也可以主動提出希望遷入的企業名單，繼而結合北京希望遷出的企業名單，形成某種合理的搭配。任何決策和選擇都是利弊兼有，京津冀的一體化需要共享繁榮，也需要共擔風險。換句話說，天津、河北也不能只打自己的算盤，也需要有所擔當。
再次，轉移的企業也需要端正態度，撤離北京不應該是落寞地離開故地，而應該是積極地奔赴前程。企業從北京到天津或河北，換了主戰場也要轉換企業戰略，這些企業可以利用新環境里稅收、土地、人力等優勢降低企業運行成本，在市場中增加競爭力。同時，這些企業也需要通過機制創新、技術升級等方式改善能耗、污染較高的產業現狀。
當然，對于遷出的企業，也應該充分尊重其經營自主權，在落實國家戰略與維護企業利益之間達成平衡。該優惠的要優惠，該給予退出補貼的要補貼，產業的轉移不能完全是行政決定，也需要市場經濟的思維。總之，京津冀一體化需要一套搭配得當的企業組合，不能光考慮一方的利益，需要多方協商博弈，最終才能將這個國家戰略落實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