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3月24日電（吳桂霞）昔人已乘黃鶴去，此地空余黃鶴樓。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的病逝，讓東南亞小國新加坡再次被世界矚目。那么，小國到底有多小？又創造了怎樣耀目的成績？所謂新加坡經濟奇跡的核心秘密，究竟是什么？
有多小：乘地鐵從東到西1個半小時
據說，沒有真正到過新加坡的人，是無法領會他“小”的真正內涵。而去過的人則會很遺憾地告訴你，新加坡不過是一個小城，乘地鐵從東到西的時程也就1個半小時，幾乎一天就逛遍了全國。怪不得，某些臺灣人甚至稱，新加坡是一個鼻屎那么大的地方。事實上，如果臺灣人的鼻子有臺灣島那么大，新加坡確實跟大塊的鼻屎差不多大。
數據顯示，新加坡面積才716平方公里，而據官方統計，2014年人口才547萬，其中公民及永久居民只有387萬人。不過，就是這么一個彈丸之地，蕞爾小國，卻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典范。
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聯邦。但23個月后，由于新馬緊張的政黨關系及華人馬來人之間爆發的種族騷亂，新加坡于1965年被迫迎來了獨立國家時代。那時，新加坡是一個連飲用水都要由馬來西亞提供的貧窮漁村。然而，50年后的今天，新加坡已成為繼倫敦、紐約和香港之后的第四大國際金融中心，世界電子工業中心之一，全球第三大煉油國和全球最為富裕的國家之一。
成績單：做生意最爽 亞洲綜合競爭力最強
梳理近些年的新聞報道，你還會發現他的其他指標成績單依然讓人艷羨：
1、《博鰲亞洲論壇亞洲競爭力2015年度報告》顯示，在綜合競爭力方面，新加坡居首位。《報告》總負責人、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咨詢研究部副部長王軍指出，新加坡的優勢包括連續4年保持亞洲最高效的行政服務水平，提供了便利的營商環境；擁有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經濟增速出現大幅反彈，通脹率保持在合理區間，失業率維持在較低水平，財政預算維持平衡；具有較強的創新活力等；
2、國際人力咨詢企業美世管理顧問公司發布的2015年全球主要城市生活質量排行榜，為跨國企業向海外派駐員工時提供參考。其中，亞洲城市中，排名最高的是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城。
3、2014年，《經濟學人》公布全球營商環境排名：新加坡做生意最爽；
4、2015年，據《日經新聞》報道，日本經濟新聞社首次實施“亞洲10國年輕人調查”。調查顯示，在平均月收入方面，新加坡年輕人最高，約達36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9085元)。
5、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咨詢公司韜睿惠悅（Towers Watson）發布的全球薪資報告顯示，2014年，新加坡的高管底薪水平最高。
成功秘訣：絕處求生與政府推動
那么，是什么造就了新加坡經濟的奇跡？
一是，絕處求生，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外國投資的基地。《易匯網》援引新加坡國立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王江雨的觀點認為，對于一個沒有國內市場和自然資源的小國在獨立之后如何“絕處求生”這個問題，李光耀政府的策略是將新加坡打造成一個外國投資的基地，提供條件讓投資者在此成功經營，有利可圖。
為此的自然選擇就是建立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體制，保護財產權，對國際貿易和投資敞開國門，歡迎跨國公司來投資辦廠。如今，作為眾所周知的奉行資本主義法則的國際貿易和金融中心，新加坡是市場經濟無疑。
盡管私有的和外資的大中小型企業林立，新加坡卻并不是以私有制為主導的市場經濟。有研究表明，政府所擁有或控制的企業（稱之為“政聯公司”）在經濟中占到的份額達到60％以上，涵蓋制造業、金融、貿易、造船、能源、電信諸多領域。
不過，新加坡的國有企業和其他地方的國有企業有著很大的不同，就是它們在商言商，效率至上。2003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一份研究報告表明，新加坡政聯公司在競爭性的商業基礎上運作，并無獲得政府的特別支持。尤其是，它們沒有得到政府任何的優惠信貸支持。
新加坡政聯公司在市場上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四個條件：
第一，從公司法到破產法，政聯公司和其他企業適用同樣的法律，在同樣的市場法則之下運作，法律面前公司一律平等；
第二，新加坡政府高薪招聘一流管理人才去經營這些企業，這一方面為精英人才提供了出人頭地的機會，另一方面提高了企業的管理水平；
第三，建立執行嚴格的公司治理和內控機制，杜絕可以讓“內部人”鉆空子謀私利的漏洞；
第四，以嚴刑峻法來打擊貪腐，對腐敗零容忍，一經發現，必然嚴懲，腐敗分子沒有任何僥幸逃脫的可能性。
二是政府在發展初期，采取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產業政策來規劃經濟，提供奶水“養育”，但在企業具有競爭力后又及時將其完全推入市場。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經濟的持續成功端賴于政府推動下產業的不斷升級換代。
以新加坡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故事為例。如李光耀所說的，“1965年新馬剛分家的時候，任何人預測新加坡日后會發展成為一個金融中心，一定被當成瘋子。”
但1968年，李光耀政府就開始嘗試這個“瘋狂”的主意，從解除外匯管制開始，建立離岸“亞元”市場（金融機構外匯及其衍生品的交易市場），逐漸將新加坡發展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外匯市場和資產管理市場之一。
為保護本地銀行，新加坡政府在建國后30多年內一直限制外資銀行的市場準入。
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李光耀感覺到本地銀行家已經成為坐享保護的利益集團，“他們的表現良好，沒有競爭的壓力。他們希望政府繼續約束外資銀行，使它們不能增設分行，甚至不能多設自動提款機”。
李光耀本人則相信，“現在該是讓國際勁敵加入競賽，以迫使本地四大銀行選擇提升服務或者喪失市場占有率的時候了。”
為此，新加坡政府改組了熱衷于保護本地銀行的金融管理局領導層，開放銀行業，撤銷對外國投資者在本地銀行的股權限制，并強化本地銀行的公司治理。這些去保護主義的及時措施，進一步鞏固了新加坡金融中心的地位。
不過，對于新加坡的未來，晚年的李光耀曾表示很悲觀。王江雨如是寫道，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觀世界》一書中，李光耀大談特談新加坡走向“兩黨制”的可能性，并認為這會導致新加坡變成一個平凡無奇的國家，從此一蹶不振。在這本書中，他認為新加坡現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維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會進入政治動蕩的狀態。他對年輕一輩也一直不抱信心，認為他們沒有經歷過戰亂，把幸福生活當做理所當然，從而不珍惜和不努力。但是作為一個極端的現實主義者，他清醒地認識到一切都不在自己控制之下，從而展現出一種漠然和無所謂的態度。被問及對新加坡的未來有何擔憂時，他說：“我不會擔憂，因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來的一代要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