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日報網4月10日電（信蓮）英媒FT中文網刊登英國《金融時報》亞洲版主編 戴維•皮林的專欄文章《日本亟需改變企業文化》，文章指出，日本如今不需要那么多能生產更精巧產品的公司，比如索尼(Sony)，而更需要能夠設計出讓各種精巧產品變得多余的軟件的公司，比如蘋果(Apple)。但是，日本目前深陷其中的企業文化無法應對這個挑戰。原文如下：
我們要把產品發送給全世界的人們
我們的辛苦勞作就像水流之聲
從泉水中噴出
工業進步，工業進步
和諧第一，松下電器。
這首由統一穿著連體衣的工人唱出的歌，典型地反映出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的日本企業文化，那是一段沸騰歲月，日本經濟正沖勁十足，只是距今已十分遙遠。戰后日本取得的非同尋常的成功，主要是建立在一套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企業實踐的基礎上。在大公司里，有著體現這一體制的多個因素，從工齡工資和終身就業，到由工人主導的提升勞動生產率的計劃。
該體制的核心是雇主和員工之間的一種社會契約，有人把它比作大名封建主和武士家臣之間的關系。作為絕對忠誠的回報，員工的收入逐年增加，不論業績如何。該體制僅適用于為大公司效力的那些人。許多工人——幾乎都是男性——對公司比對配偶還要忠心，他們花很多小時不必要地加班，跟同事和公司客戶飲酒狂歡至深夜。
這樣的體制很容易遭人嘲笑。不過，它在追趕時期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今天的日本，它已沒有任何意義。日本如今不需要那么多能生產更精巧產品的公司，比如索尼(Sony)，而更需要能夠設計出讓各種精巧產品變得多余的軟件的公司，比如蘋果(Apple)。日本需要多面手的勞動力，他們能在職業生涯中途進行切換，不僅在不同公司之間切換，而且在完全不同的領域之間切換。日本需要更多女性加入勞動力大軍，不是為彌補數量的不足，而是為了注入新思維。日本目前深陷其中的企業文化無法應對這些挑戰。
好消息是日本的公司正在改變。綜合貿易公司伊藤忠商事(ITOCHU)和打印機制造商理光(Ricoh)等公司，開始推行靈活工作時間，以終結自虐式的加班。經合組織(OECD)的數據顯示，2011年日本勞動者平均工作時間為1728小時，低于2001年的1809小時。這幾乎肯定低估了無償加班的時間。工作時間降低也反映了日本經濟疲弱。即便如此，日本勞動者工作時間仍比英國多100小時，比荷蘭多300小時；不過，要略低于美國，并大大低于韓國，韓國勞動者工作時間達到令頭腦麻木的2193小時。
減少工作量應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以經合組織標準衡量，日本的勞動生產率仍然很低。低生產率實際上是日本的“殺手锏”。隨著勞動力數量減少——目前每年減少25萬——勞動生產率將會提高，尤其是在服務行業。想想所有那些電梯操作員和在停車場積極引導車輛的引導員吧。
減少加班時間也會吸引更多女性尋找好工作。許多女性，特別是有孩子的女性，發現長時間的工作無法與家庭生活調和。憤憤不平的人也許會說，日本社會要的就是這樣。日本男人故意建立起不利于職場女性的慣例——結果是改變這些慣例的進度將會很慢。
不過，企業文化的其他領域上，已經出現了改變的跡象。工齡工資是其中之一。如今日立(Hitachi)基于工作業績對其11000名高層經理進行獎勵。（至于日立為何認為有必要雇11000名高層經理，是另外一個問題。）索尼稱，從本月開始將提拔一些20多歲的員工到管理崗位，同時將一些較年長的員工降職并相應減薪。豐田(Toyota)正在對許多工人實行績效薪酬制度。松下電器（Panasonic，舊稱Matsushita）也一樣。
很多大企業一直堅持工齡薪酬制度（工資隨工齡增加），這種情況已經帶來了預期之外的后果。其中一個后果是，在困難年份，很多公司停止雇傭新人，迫使一代年輕人只能成為臨時工。自1990年代初期以來，臨時工比例已經增加了一倍，至接近40%的水平。這種情況損害了工資水平、職業技能、生產率以及總需求。另外一個意外后果是，保留較年長員工的成本變得太過高昂，使得他們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后繼續工作變得額外困難。讓勞動力在超過法定退休年齡后繼續工作，是日本政府希望看到的，以此增加勞動者參與工作年限，并控制社保費用。
絕大多數改變需要在企業層面發生。政府能做的只有這么多。不過，日本政府應該繼續推進立法，讓臨時工工作的條件更接近于全職工作的條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預計，執行得當的改革可以使非正式職工的占比回落至30%以下。
總而言之，日本企業界的調整速度可能比外界想象的更快，但慢于實際需要的速度。日本迫切需要創造一種更靈活、更富想象力、最終帶來更高生產率的工作環境。如今，松下的員工仍然哼唱著公司之歌。現在，歌詞中包含著對“慶祝自由”的肯定。對整個日本企業界而言，擺脫無謂的加班將會是一個很棒的開始。
譯者/何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