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官”“商”交往要有道，相敬如賓，而不要勾肩搭背、不分彼此，要劃出公私分明的界限。從大部分腐敗案例中可以發現，官商之間過從甚密，其背后是畸形政商生態下形成的利益交換與利益同盟。經濟新常態下，改革正快馬加鞭。重構政商關系新生態，亟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加速簡政放權，通過法治手段推動官員權力公開透明運行。
畸形政商關系的主要矛盾在哪兒
“最小的官都比最大的企業家神氣，這就是中國政商關系很不正常的情況下產生的。”原外經貿部副部長龍永圖最近表示，在政商關系這對矛盾中，要看誰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官員是主要矛盾。政府掌握了大量權力，資源分配權力和審批權，所以長期以來官員和企業家的關系是不平等的，企業家就跟著官員屁股后面轉。”
十八大以來，中央高調密集反腐，一些腐敗案件暴露出相當一部分官員底線失守，頻頻與商人利益交換，觸碰法律紅線。如2014年，山西省處分市廳級干部45人，許多腐敗案件背后都有煤老板身影，涉及煤炭資源交易。
“以利益交換為目的的政商關系確實到了需要改變的時候了。”全國工商聯原副主席保育鈞認為，由于我國市場體系尚不完善，政府主導經濟發展的模式沒有根本轉變。如果過分依靠政策，不是靠法治，就容易產生官商勾結，必然導致腐敗。
“政府的手還是太長了。”海南現代集團董事長邢詒川深有感觸地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市場掛牌招標。“其實潛規則都定了，如果不進入領導的視線，不進入他們的圈子，中標是很難的。整個程序看起來很公平，但實際上他們會想各種方法把你排除掉。”
邢詒川透露，在真正投標之前，相關部門會把招標條件縮小，每個環節設計都是給圈子里的競標單位提供機會和條件，甚至“量身訂制”，把一部分人淘汰掉。最糟糕的是“圍標”，私下將三四個公司由一個人控制，任何一家公司中標，施工單位就只有一個，這是典型的官商勾結的“權力游戲”。
權力一旦失去有效監督和制約，也就為一些希望走捷徑的商人打開了方便之門。“社會上慢慢形成了一種風氣和習慣，官員和商人以關系和利益作為交換條件，不論是民營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存在這樣的問題。”格力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董明珠說。
反腐高壓下政商關系又走偏？
當前，反腐高壓成常態，“不敢腐”漸成氣候。半月談記者采訪了解到，部分官員和商人的心態也發生了變化，一些走偏甚至走極端的苗頭開始顯露。
一是政商“圈子意識”更為謹慎，利益交換更為隱蔽。海南省一位副市長說，現在項目能否順利落地，關鍵還看項目負責人是否進了領導的圈子。反腐雖然對官場的“圈子文化”“山頭主義”有極大震懾作用，但這種文化太根深蒂固。如果項目負責人沒有過硬的背景，項目很難落地，地方干部也不愿意與不知道根底的商人打交道。
例如，海南醫療衛生領域48名干部貪腐，辦案人員查處一個院長帶出一批老板，查處一個老板又帶出一批醫務人員。海南省衛生廳中醫處原處長黃更榮、計財處原調研員陳長琨的貪腐案中，一些商人進入了他們的“利益圈”，因此，在醫療采購中，提前告知供應商采購項目的預算價格、參數指標，收取商業回扣動輒數十萬元。
二是政商關系變成了“背對著背”，為了避免“負責任”“受牽連”，一些官員對企業家避而不見，搞“軟拒絕”。一些企業家透露，現在土地供了，資金批了，項目卻推不下去。表面上看，是財政資金效能低下的問題，深層次看，則是庸政懶政怠政現象抬頭甚至蔓延。
邢詒川、董明珠等企業家稱，官員在反腐高壓下和企業接觸逐漸減少，但很多官員“不吃、不拿、也不干”，不敢跟企業接觸，能躲就躲、能避就避，害怕做事越多，犯錯越多。
對此，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當前出現的一個怪象是政府有權不作為，而企業沒有足夠的權力來作為。“不接電話、不批文件成為一些官員應對商人的常態。恨不得和企業一點關系都沒有，這種情況很麻煩。”
中國體制改革研究會秘書長王滿傳分析，2014年，國家投資完成率總體上達到86.8%，但個別領域重大工程投資只完成一半，全國建設用地供應量下降了16.5%，已供地使用率只有50%左右。這反映出一些干部開始走極端，尤其是在基層，行政不作為的情況屢屢發生。
三是部分民營企業出現向國外轉移資本，對國內營商環境產生失望情緒。《中國企業家》雜志原社長劉東華說，應該鼓勵和支持民間資本、民營企業“走出去”，但是由于地方政府市場監管的手伸得太長，讓企業迫不得已走出去，就違背了資本輸出的初衷。這對于新常態下緩解經濟下行壓力是極為不利的。
交往有道，道在何方
2015年，多項改革都按下了快進鍵，要建立“君子之交”“相敬如賓”的政商關系，必須加快簡政放權、加強依法行政，用制度規范約束權力，讓政府和企業公開透明地打交道。
一是以改革為動力，以法治為保障，最大限度簡政放權。“必須簡政放權，還要把法律作為一個底線來確定關系的基本框架。”龍永圖認為，建立健康新型政商關系，必須處理好權力與市場、權力與企業的關系，不能讓企業像乞丐一樣從政府官員手上討權力。
蘇寧電器副董事長孫為民認為，政府扮演的角色應是“修路人”，讓企業在路上“跑車”，好比發展電商，必須按照行業規律來維持市場秩序，“否則，市場按江湖規則辦事，是難以想象的一件事。”
二是用制度規范約束權力，厘清權力邊界，讓權力公開透明運行。對領導干部權力缺乏有效制約和監督是官商勾結滋生腐敗的根源。冠捷科技董事長宣建生認為，要用制度來消除“沒有原則的政治”與“沒有道德的商業”，回歸權力和商業的本真。
對于權力的約束，鄭永年認為，關鍵是要不斷健全完善權力清單與負面清單制度。權力清單厘清政府職能邊界，將使政府更好發揮宏觀調控作用；負面清單劃定企業經營邊界，最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真正起決定作用。
三是企業主動創新，擺脫畸形心態。全面推進萬眾創新的關鍵期，企業自身強化科技研發、走自主創新的道路，也是政商關系新生態的基礎。董明珠說，企業要從和政府拉關系、搞圈子的“畸形心態”中擺脫出來，把發展的精力放在科研和創新上，只有走自主創新、科技發展的路子，才是企業做大做強的正途。
邢詒川也認為，企業家只有把更多精力投入到企業管理和創新上，而不是和政府官員打交道上，才能促進企業發展，拉動經濟增長。(半月談記者傅勇濤周慧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