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城試點內貿改革成效如何

去年8月，全國內貿流通體制改革試點拉開大幕。內貿流通一頭連接生產，一頭連接消費，流通改革對惠民生、促消費的作用不可小覷。

試點一年，九城市形成哪些經驗成果？這些改革試點給商貿發展和百姓生活帶來了什么？記者深入試點城市進行采訪。

“小托盤”托起“大流通”

剛結束的奧運和眼前的盛夏，帶來啤酒市場的爆發式增長。然而在廣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的倉庫大門外，以往裝卸工人揮汗如雨，啤酒箱堆積如山的場面卻無影無蹤。

記者在現場看到，銷售數字的幾何數攀升與人工數量對比鮮明。眼前只有三五輛電動叉車來回奔波，長長的“手臂”正將整齊碼放在標準托盤上的一箱箱啤酒，送上運輸車輛。倉庫大門上的電子屏上不斷變化著出庫啤酒的總數量。

廣州南沙珠江啤酒有限公司總經理李焰坤用兩個“以往”概括變化：以往要3個半小時才能完成的裝箱，現在只要30分鐘；以往一天只能周轉一次的客戶車輛，現在可以周轉兩次。“這得益于標準化托盤的推廣和公司成立的全自動立體倉庫。”他說。

過去由于企業間使用規格不一的托盤，導致交接貨物時來回更換，既耗時費力，又易損傷物品。加快內貿流通改革試點，廣州推行商貿物流標準化，托盤標準化是切入口。

“小托盤”重塑了廣州的“大物流”。據廣州市商委副主任楊勇介紹，經過試點改革，廣州綜合物流效率提升了3.8%，全市租賃和使用的標準托盤達到83萬塊，物流運營成本下降32%，一線搬運人員減少50%。在人工、土地成本上升的情況下，廣州市2015年社會物流總費用占GDP的比重反而同比下降了0.05個百分點，在全國處于領先水平。

這一效應在其他試點城市也有所顯現。上海在全國率先推廣豆制品從生產到銷售的全程帶筐運輸模式，提高生鮮食品的新鮮度；在成都推行物流共同配送后，一送貨司機原來一天工作13小時才能開70公里，現在同樣時間卻能跑3趟。

商務部研究院消費與流通研究所副研究員陳麗芬說，不管是節約物流成本，還是縮短物流時間，物流的標準化、集約化、信息化所帶來的效率提升和成本降低，最終讓消費者享受到實惠。

“菜籃子”開始起變化

高溫、下雨蔬菜不漲價？買菜方便、還便宜？這樣的菜場似乎只是百姓眼里的期盼。在南京，這個愿望正逐步實現。南京農副產品物流中心蔬菜交易區與多個“菜園子”簽約，在今年2月寒潮期間投放了800噸保供蔬菜，沒有讓菜價漲起來。

這讓南京市民很是驚喜，而他們也開始發現，關于“菜籃子”變化也越來越多。南京將以種菜市場為基礎，優化農副產品集疏、配送和服務體系，通過電子商務、城市共同配送等，有效解決生活“最后一公里”問題。

不僅是南京，在成都，居民張勇也有不一樣的感受。“品質有保證，價格還比周邊低10%左右。”左手拎著半個西瓜，右手提著一兜葡萄，家住成都市高新區三瓦窯街的市民張勇，正從離家一墻之隔的益民菜市場走出來。

引入蔬菜生產基地，縮短蔬菜流轉環節，為百姓帶來實惠價格，市場還有專人每天對果蔬抽檢，確保質量安全……像這樣的益民菜市場，成都市已經建成了35個。據成都市商務委有關負責人說，成都還發展了85個便民菜店，以更好滿足百萬市民的菜籃子需求。

成都的菜市場還引入了微信、支付寶等支付方式，并疊加票務、快遞收發、水電氣繳費、醫藥箱等便民項目，解決了社區服務短缺問題。

在這次內貿流通改革中，多地以探索農產品流通基礎設施建設為重點展開試點，南京、成都的“菜籃子變化”正是此次改革試點成效的縮影。

記者在試點城市采訪中了解到，盡管社區超市是居民便利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不少地方的新建小區卻并無配套設施。對此，廈門市專門出臺文件，對新建住宅小區、商品房建設等項目中的生鮮超市和便利店建設規模做出強制性規定。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所長任興洲說，在內貿流通改革中，并不是要一味放權于市場，像農產品市場，具有很強的公益性，對保障民生十分重要，但往往受制于資金短缺建設不暢，就需要發揮好政府的作用，加強建設管理。

如何釋放“信用紅利”

超市隨意更換包裝、更改保質期，網絡訂餐食材以次充好……不良商家對市民的“黑手”防不勝防。上海長寧區的馮女士在紅星美凱龍購物時，發現直接掃描二維碼，就能獲得產品“身份證”。“是不是實木，是什么木材，一掃就知道。”

內貿流通改革試點的主要任務之一是探索建設法治化營商環境，建立以行政管理信息共享、社會化綜合信用評價、第三方專業信用服務為核心的內貿流通信用體系。

上海市探索建立數據清單、行為清單、應用清單“三個清單”聯動，覆蓋“事前告知承諾、事中分類評估、事后聯動獎懲”的信用管理模式，發揮信用機制的約束作用。

標稱產自國外的洋酒真是來自國外嗎？現在，只要掃描紅酒身上的二維碼，它的“出生日期”“出生地”以及“過五關斬六將”經過各種檢驗審查的路線圖都一目了然。通過上海市酒類流通安全信息追溯管理系統，一瓶洋酒的“前世今生”就這樣展現在消費者面前。

上海市商務委主任尚玉英說，“數據清單”，意在推動各級政府部門打破信息孤島和數據封閉，盡可能充分公開數據；“行為清單”試圖為判定不同失信行為的嚴重程度設下統一標準，從而收窄相應主管部門的自由裁量權；“應用清單”則詳盡列舉了哪些行政事項必須查信用、用信用，相當于一份陽光行政承諾書。

以上海商務誠信公眾服務平臺為基礎，上海以各領域的“商務誠信評價導則”為抓手，信用建設在家具流通、網絡零售、物流等多個領域的市場平臺正在培育完善。年底前，將現有的8個市場子平臺擴展到包括在線旅游在內的20個子平臺。

記者了解到，九城市試點目前已形成了一批誠信建設經驗成果。成都建設一個平臺、一套規章、一個機制的企業信用信息網絡體系，累計為1.9249萬戶企業提供信用查詢或出具基礎信用報告。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認為，打破信用信息“碎片化”“孤島化”，將原本基本停留在政府部門之間信息和平臺型企業擁有的商務信息連通，實現公共與市場信用信息交互共享機制，讓內貿流通改革釋放更多的“信用紅利”。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