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參考消息7月9日報道 巨額貿易逆差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關鍵因素。但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內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這提示我們，要探索很多問題的根源及應對措施，更應關注美國國內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歸咎于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美國收入不平等迅猛擴大

　　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在1950～1980年間達到了最低谷：最富有的10%人口的收入占到了美國國民收入的30%～35%，與法國今天的水平大致相當。保羅·克魯格曼戀舊地稱之為“我們所愛的美國”。

　　然而，自1980年以來，美國的收入不平等就開始迅猛擴大。最富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從上世紀70年代的30%～35%上漲到本世紀頭十年的45%～50%。這讓人很自然就會想到，這樣的快速膨脹到底還能持續多久？

　　對于這種變化，我們有必要停下來做出幾點說明。首先，我所基于的數據，只考慮了在所得稅表格中的申報收入，并沒有對任何由于各種合法和非法因素造成的資本收入低估進行矯正。通過對多種可得的資料的比較分析，可以估計，在2008年金融危機前夕，最富10%的人的收入略超過美國國民收入的50%。

　　其次，還要注意，在過去三四十年里，股市的狂飆和資本收益只是最富10%的人收入份額結構性上漲中的一部分。可以肯定的是，資本利得在2000年美國互聯網泡沫時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07年也是如此：這兩個時期，資本利得一項就為最富10%的人的收入份額增添了5個百分點，這一數額是巨大的。之前的紀錄是在1928年，即1929年股市崩盤的前夕，那時也不過是3個百分點而已，但這種水平難以長期持續下去。如果我們簡單忽略掉資本利得(鑒于這種類型的收入在美國的重要性，這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方法)，仍會發現最富10%人群收入份額的增量很大，上世紀70年代為32%左右，2010年上升到超過46%，增加了14個百分點。上世紀70年代，資本利得占國民收入的比重為1%～2%，到2000～2010年間為2%～3%。因此結構性上漲在1個百分點左右：并非一點不重要，但與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上升的14個百分點相比，這確實不算什么。

　　通過考察不含資本利得的數據序列，我們可以更清晰地識別美國不平等擴大的結構性特征。事實上，從上世紀70年代末到2010年，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不含資本利得)的上漲表現得相對穩定乃至保持恒定：上世紀80年代在35%的水平，到90年代達到40%，到世紀之交達到45%。更引人注目的是，2010年的水平(最富10%人群的收入份額已超過國民收入的46%，當然這剔除了資本利得收入)已經明顯高于2007年即金融危機前夕的水平了，而且2011～2012年的早期數據顯示，這種增長仍在繼續。

　　短期波動未改變長期趨勢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事實清晰表明，不能指望這樣的金融危機本身來結束美國不平等的結構性擴大。可以肯定的是，股市崩盤的直接后果是不平等的擴大總會隨之變得更為緩慢，就像它總在股市繁榮時期擴大得更為迅速一樣。2008～2009年雷曼兄弟公司破產后，就像2001～2002年第一次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在股市上獲利已風光不再。這些年份的資本利得確實下降了。但是這些短期的波動并沒有改變長期趨勢，因為長期趨勢是由其他力量決定的。我現在必須闡明這些因素的邏輯機制。

　　進一步的分析很有必要將收入最高的10%人群分解成三組：最富有的1%，緊接著的4%，和底部的5%。不平等增長的大部分來自“1%”，其占國民收入的比例從上世紀70年代的9%上升到2000～2010年的大約20%(資本利得的波動使得年度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總體增加了11個百分點。可以肯定的是，底部的“5%”群組(2010年家庭收入介于10.8萬美元至15萬美元之間)以及“4%”群組(收入介于15萬美元至35.2萬美元)也經歷了大幅增加：前者占美國國民收入的比例從11%增加到12%(1個百分點)，而后者從13%升至16%(3個百分點)。很明顯，這意味著自1980年以來，這些社會群組的收入增長大大高于美國經濟的平均增長率，而且高出的程度不容小覷。

　　美國學院派經濟學家也算是高收入組的一員，他們中的許多人認為，美國經濟運行得相當不錯，特別是它準確而恰當地給才能和功績以物質回報。這種反應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但事實是位于他們之上的社會群組更厲害：國民收入增長的15%歸于10%的人；其中的約11%，或者說近3/4屬于那“1%”群組(2010年收入超過35.2萬美元)；這其中又有大約一半歸屬于那“0.1%”群組(年收入超過150萬美元)。

　　正如我剛剛展示的，金融危機本身似乎并未對不平等的結構性上漲產生影響。是否存在反向因果關系呢？有沒有可能是美國不平等程度的擴大助推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呢？美國收入最高的10%人群的收入份額在上個世紀兩次達到峰值，一次是在1928年(在1929年經濟危機前夕)，另一次是2007年(在2008年危機前夕)，考慮到這些特征，上述疑問很難避免。

　　美內部不平衡是全球四倍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在一定程度上會引發國家的金融不穩定。原因很簡單：收入不平等擴大的一個后果是，美國中下收入階層的購買能力發生實質停滯，這必然增大了普通家庭借債的可能性，而那些不擇手段的銀行和金融中介機構免于監管，并渴望從流通到體系中的巨額儲蓄中賺取優厚利息收入，進而就慷慨提供了日益增長的授信額度。

　　為支持這一論點，我們必須要注意到，1980年以來，美國國民收入中有相當一部分(大約15%)從最窮的90%人口轉向了最富的10%人口。如果我們考察一下危機發生前30年(即1977～2007年間)美國經濟的增長情況，就會發現最富的10%人口占據了增長總額的3/4，這一時期最富的1%人口就獨自占據了國民收入增長的近60%。因此，對于剩下的90%人口，收入增長率每年不足0.5%。很難想象，在社會群體之間存在如此極端分化的情況下，這個經濟和社會如何能夠持續運轉下去。

　　很明顯，如果收入不平等的擴大伴隨著異常強勁的美國經濟，情況將大不一樣。然而不幸的是，這并非事實。與過往幾十年相比，美國經濟增長更為緩慢，這導致中下收入階層的實質停滯。

　　還要注意，這種在社會群體內部的收入轉移規模(大約占到美國國民收入的15%)大約是美國本世紀頭10年貿易逆差規模(大約占到國民收入的4%)的四倍。這種比較的意義在于，這一巨額貿易逆差(對應著中國、日本和德國等的貿易順差)經常被認為是造成“全球不平衡”的關鍵因素，而這種不平衡使得多年來美國乃至世界的金融體系變得不穩定，進而導致了2008年危機的發生。這是有可能的，但要知道的是，美國的內部不平衡是全球不平衡的四倍。這提示我們，要探索很多問題的根源及應對措施，更應關注美國國內的因素，而不僅僅是歸咎于中國以及其他國家。

　　綜上所論，如果認為2008年金融危機，或者更一般意義上的全球金融體系長期不穩定的唯一原因或主要原因，是美國收入不平等的擴大，這種說法總體上是過頭的。在我看來，這種不穩定的更為重要的原因是資本/收入比率的結構性上升(在歐洲尤為如此)，加之國際資產頭寸總量的大幅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