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底始于西方的金融危機，將全球經濟一起拖入泥潭。這樣的情境，讓原本就備受爭議的全球化進程，再度成為眾矢之的。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地球研究所所長杰弗里·薩克斯在英國《金融時報》發表題為“全球化的大敗筆”的文章，指出歐美經濟問題的核心是因為深受“全球化的危害”；日本多摩大學教授中谷巖則批評全球化是一個“怪物”；德國前總理赫爾穆特·施密特在與美國歷史學家弗里茨·斯特恩的談話中則將此次危機看作是“美國東海岸精英的徹底失敗”。

全球化危機的背后實際上是西方價值觀的崩潰，在這里，反思全球化的思潮與反思西方價值觀的思潮合流了。正如阿爾君·阿帕杜萊在《消散的現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維度》中指出的那樣，“在世界其他地方的眼里，(美利堅)合眾國已經成為一個巨大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舊貨甩賣場。它為日本人提供高爾夫假期和房地產；為歐洲和印度提供商業管理的意識形態和技術；為巴西和中東提供肥皂劇靈感；為南斯拉夫提供首相；為波蘭、俄國和任何敢試的國家提供供給學派經濟學……”阿帕杜萊這種對全球化的尖刻諷刺，被清華大學國學院副院長劉東所注意。

作為過去30年中學界規模最大的兩套譯叢(海外中國學譯叢、人文與社會譯叢)的主持人，劉東顯然并不是第一次注意到這種對全球化和西方價值觀的攻擊。在他長期進行的另外一項工作—國學研究映襯下，西方價值觀主導的全球化的失敗，或許也意味著西方以外的價值體系的機會，其中就包括中國。

事實上，在上世紀末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顯然是過去15年里，受到全球化影響最大的國家，這一進程再次將中國傳統與西方“普世價值觀”之間的沖突，推到了前臺。于是，如何處理好傳統與全球化這對矛盾—劉東在《再造傳統：帶著警覺加入全球》中聚焦的問題—也就成為劉東和他的同儕們亟待回應的題目。

在《再造傳統》里，劉東先對全球化的概念做了梳理。在這個過程中，劉東發現，“各國學者圍繞著”全球化“的問題，幾乎對每件事都沒有共識”。正如齊格蒙特·鮑曼指出的那樣，對某些人而言，全球化是幸福的源泉，對另一些人來說，全球化則是悲慘的禍根。這樣混亂的知識狀態，恰恰在某種程度上說明，全球化尚在過程中。這意味著，一方面，全球化的過程給人類知識帶來了沖擊，另一方面，“全球化”的含義仍是“各種不同義項的疊加”。而與西方學者將“全球化”定義為西方化、國家化和世界化的同義詞不同，劉東將全球化看作是普遍化和星球化。他認為，唯有“星球化”這一義項，才強調了人類橫跨星球的某種空前聯系，并構成了某種新型的知識范式。

也正是基于此，與其他批判全球化的學者不同，劉東將全球化看作是人類的一種“宿命”，正所謂“愿意的，命運領著走；不愿意的，命運推著走”。他表示，既然已經認識到全球化浪潮不會放過任何人，那么就只有以昂揚的姿態和積極的行動，去承擔無可規避的命運。當然，將全球化當成宿命來承擔，并不意味著就此而沉湎于宿命論。劉東進一步指出，正相反，只有在接收既定歷史結構的同時，才能在對于歷史的不斷修正下，去減少、化解和馴服全球化所帶來的“疏離和異在”，以避免最終成為這一過程中的輸家。

圍繞“中國特色”，劉東在《再造傳統》里，還詳細分析了申遺、語言、建筑、電影、中醫、體育、通識和家庭八個方面的傳統，在遭到全球化沖擊時，經歷了怎樣的侵蝕。譬如，在傳統的中國式家庭中，我們既操演了最為嚴整的禮儀，又體驗了最為豐富的人情，這樣既能保障教育的完整性，也讓前途得到把握。然而，在“易卜生主義”為代表的西方觀念侵襲下，傳統大家族中的負面效應卻被一味地擴大。這些傳統本應在全球化時代提供有價值的觀念，塑造出“中國文化的現代形態”，并緩和和修正全球化的錯誤。

在劉東那里，全球化不再僅僅是一種宿命，也同樣成為一種契機。它給予我們機會，去重新審視傳統在現代背景下的價值。他表示，“全球化的離心力在于，它激發了地方獨特意識的提高，實際上是地方特色的重構……這才是我們所需要的既大膽又謹慎的文化權衡！”這種文化權衡，正是我們所期待的“再造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