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日，有雜志給我發問卷：“如果你能穿越，最喜歡回到哪個朝代？”我想了一下說：“宋朝吧。”

為什么是宋代呢？那不是一個老打敗仗、老出投降派、老沒出息的朝代嗎？連錢穆老先生都說：“漢唐宋明清五個朝代里，宋是最貧最弱的一環，專從政治制度上看來，也是最沒有建樹的一環。”

其實我想說的是，強大就值得向往嗎？如果它老是打仗，它把老百姓管得死死的，它閉關鎖國，它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而且只讓這部分人富起來。那么，我們能否不要這樣的“強大”？

在我看來，與漢唐明清相比，宋代就是一個不太強大但有幸福感的朝代。

宋代開國一百多年后，當時的人們開始比較本朝與其他朝代，我們現在聽不到他們討論的聲音，不過估計也與現在一樣，感嘆“這是一個最好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最壞的時代”。

有一位大學問家叫程伊川，說的比較具體，他總結“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無內亂”，也就是一百多年里沒有發生地方造反的事情；二是“四圣百年”，開國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較開明；三是“受命之日，市不易肆”，改朝換代的時候兵不血刃，沒有驚擾民間。

四是“百年未嘗誅殺大臣”，一百多年里沒有誅殺過一位大臣；五是“至誠以待夷狄”，對周邊蠻族采取懷柔政策。這五件事情或有夸張的地方，但離事實不遠，特別是第一條和第四條最為難得，由此可見，宋代確實是別開生面。

宋代的皇帝對知識分子很尊重，一百年沒有殺過一人，看著實在討厭了，就流放，流放了一段時間，突然想念了，再召回來。文人之間也吵架，但都不會往死里整。

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司馬光在大殿上跟他吵，王安石就把他趕到洛陽去，司馬光去了洛陽后就埋頭編《資治通鑒》，編累了，就寫一封公開信罵罵王安石，王看到了，也寫公開信回罵。

有人問司馬光：“王安石是個多大的奸臣？”司馬光說：“他寫的文章還是挺牛的。”那時的文人還特別有錢，蘇東坡和歐陽修老是被流放，到了一個地方，看著風景不錯，就買塊地，蓋個亭子。

宋代對商人很寬松，在漢朝的時候，商人要穿特別顏色的衣服，不能坐有蓋子的馬車，到了唐朝，《唐律》仍然規定“工商雜類不預士伍”、“禁工商不得乘馬”，而且商品交易只準在政府規定的“官市”中進行。

到了宋朝，這些規定都不見了，商人子弟可以考科舉當官，文人們都不太在意自己的商人家庭背景，朱熹就很得意地回憶說，他的外祖父是一個開酒店、做零售的商人，當年可有錢了，“其邸肆生業幾有郡城之半，因號半州”。

政府對集市貿易的控制也完全地開放了，老百姓可以在家門口開店經商，各位日后看電視劇，看到老百姓隨地擺攤做生意的場景，那都是宋以后的景象，如果電視劇演的是漢唐故事，你大可以寫微博去嘲笑一下編劇同學。

宋代的文明水平達到前所未見的高度。史家陳寅恪認為：“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造極于趙宋之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除了造紙術之外，其余三項――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術均出現于宋代。

臺灣學者許倬云的研究發現，“宋元時代，中國的科學水平到達極盛，即使與同時代的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也居領先地位”。宋代的數學、天文學、冶煉和造船技術、以及火兵器的運用，都在世界上處于一流水準。宋人甚至還懂得用活塞運動制造熱氣流，并據此發明了風箱，它后來傳入歐洲，英國人根據這一科學原理發明了蒸汽機。

宋代的城市規模之大、城市人口比例之高，超出了之前乃至之后的很多朝代。兩宋的首都汴梁和臨安，據稱都有百萬人口，當時的歐洲，最大的城市不過15萬人。

宋代的企業規模也很大，以礦冶業為例，徐州是當時的冶鐵中心，有三十六個冶煉基地，總計有5000到6000名工人。信州鉛山等地的銅、鉛礦，“常募集十余萬人”，晝夜開采，每年的產量達數千萬斤。

據經濟史學者哈特韋爾的計算，在1080年前后，中國的鐵產量可能超過了七百年后歐洲――除了俄國以外地區的總產量。另外，羅伯特·浩特威爾的研究也表明，在十一到十二世紀，中國的煤和鐵的產量甚至比“工業革命”前夕的英國還要多。

正因為有如此繁華，所以馬可·波羅寫的那本游記，讓歐洲人羨慕了幾百年。歷史學家斷定：“在宋代時期尤其是在十三世紀，透出了中國的近代曙光。”南宋滅亡之后，蒙古人統治了中原98年，之后又有明清兩朝，其高壓專制程度遠遠大于宋代，更糟糕的是，實行閉關鎖國政策，中國人的格局從此越來越小，文明創新力也幾乎喪失殆盡。

簡單說到這里，你知道我為什么愿意穿越回宋朝了吧――跟漢朝比，宋朝無內亂；跟唐朝比，宋朝更繁華舒適；跟明清比，宋朝更開放平和；跟當代比，宋朝沒有空調、汽車和青霉素，不過也沒有含三聚氰胺的牛奶。

其實，人生如草，活的就是從容兩字。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