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爾頓·弗里德曼,197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編者按：香港近來爆發“反水貨行動”，大陸游客春節假期赴港人數則出現20年來首次下降，因內地游客感覺在香港越來越不受歡迎。港首梁振英表示，一直有向中央反映香港的接待能力有限，不贊成增加自由行城市的數目。香港還是當年那個自由貿易之都嗎？早在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弗里德曼就給香港打過預防針，今天重刊此文，以饗讀者。

要發生的始終會發生。香港的積極不干預太美好，但太美好的事總難長久；這個政策理念違反天下政府官僚花費和干預成性的本質。所以，當香港的領袖曾蔭權先生，上個月宣布這個讓香港繁榮起來的政策已經死亡，我不驚訝，但總令人感到哀傷。

曾蔭權的前輩在過去半個世紀，成功抗拒了征稅和干預的誘惑，那是真正難能可貴的成就。雖然，當年宗主國英國信奉社會主義，幸得郭伯偉這位英國公務員，殖民地香港才追隨了自由市場的資本主義政策。郭伯偉最初在1945年被分派到香港主理財經事務，并于1961至71年擔當香港的財政司。今年1月21日逝世的郭伯偉，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事，是他拒絕收集經濟統計，怕數據只會讓官僚有更多藉口去作出更多干預，他的繼任人夏鼎基創造的“積極不干預”一詞，所描述的正是郭伯偉的施政原則。

郭伯偉政策的確帶來卓越成果。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香港只是一個極貧困的小島，當時香港的國民平均產值大約是英國的四分之一，到了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中國時，香港的國民平均產值已經大致相等于前殖民地宗主國，即使其間英國也有可觀的經濟成長。只要讓人民有空間去追求他們自己的利益，自由社會的生產力也可以得到彰顯。

香港自由社會的成功，鼓動了中國和其他國家擺脫中央指令計劃經濟，投向私人企業和自由市場。結果，這些國家都受惠于迅速的經濟增長。我相信中國的未來命運，將取決于她繼續隨香港的成功路向發展的速度，會否比香港向中國同化的步伐更快。

曾先生堅稱，只會在“市場結構運作出現明顯缺陷時”，才讓政府出手干預，可是他忽略了現實上若真的出現了有任何“明顯的缺陷”，市場也會在曾先生出手之前把它消弭。更重要的是，所謂的“缺陷”無論是明顯還是不那么明顯，都是由過于大有為的政府引申出來。

積極不干預在過去半個世紀，使香港免于不少政府輕率干預的惡習，因而得以繁榮富足。傳統的慣性，雖然一定程度上可以限制政府的干預；政策上有所改變，香港仍可在未來的一段日子繼續繁榮富庶。盡管香港會繼續發展，但將不再是自由經濟的一個光輝標記。

郭伯偉精神帶來的成就，也不會因此被忘記。無論日后香港發生甚么事情，過去五十年的香港經驗，將繼續指引和鼓勵信仰自由經濟的朋友，為世界各地希望造就繁榮的人士提供經濟政策的典范。（原文刊于2006年10月6日《華爾街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