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在“CMRC中國經濟觀察”第40次季度報告會上指出，我國2015年GDP可能達到7%，保持發展增速是必要的，這不僅是保證就業和帶動消費進而再投資的需要，也是搶占發展先機避免錯失發展良機的需要。

林毅夫認為，盡管2014年7.4%的增長與預期相差0.1個百分點，但這樣的成績來之不易。從國際的經濟發展的態勢來看，我國的經濟發展情況令人非常欣慰。2014年歐元區增長僅為0.8%；日本盡管有安倍經濟學，2014年經濟增速也只有1.4%；美國增長率僅為2.4%。而作為世界上第一大貿易國的中國，在受到如此不利的國際經濟形勢的影響下，仍能取得7.4%增長率的成績，實屬不易。

林毅夫認為，發達國家尚未從2008年那場金融危機中完全復蘇，這些國家中的一些關鍵性、結構性的改革還未落實。在這樣的情況下，2015年的我國經濟工作安排仍將秉持“發展是硬道理”的思路，化解各種矛盾和風險、實現現代化，因而，需要保持一個合理的經濟增速。2015年我國經濟增速目標是7.0%左右。這一目標是合理的：中國仍處于大有作為的戰略機遇期，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仍有很大的啟動空間，例如中國大部分中低端產品的產業，有升級的機會；城市基礎設施和城鎮化也有進步的空間；在上述這些點上，我國都有比發達國家更有利的條件和投資機會。而且我國政府負債占GDP比重不到50%，民間儲蓄和外匯儲備也相當高，具備相比其他發展中國家更好的投資機會。投資能創造就業，進而帶動消費和再投資。同時，這一目標又是必要的，因為：第一，如果沒有7.0%左右的中高速增長，企業的盈利狀況不好，再加上有些企業對未來可能沒有好的預期，就業就會出現問題；第二，經營壞賬的增加，會對金融穩定性產生不良影響；第三，十八大提出“兩個翻一番”目標，其中城鄉居民收入翻一番的實現較難，屆時也許需要通過收入分配往勞動者這邊傾斜來實現，這將造成更大的金融風險，反而無法達到“兩個翻一番”的目標；第四，若采用通用的產出的增長來計算經濟增長率，2014年印度增長率為7.5%，已經超過中國，而且這種趨勢可能會維持相當長的時間并形成1-2個百分點的差距。因為目前印度也依靠勞動密集型產業、國際分工、招商引資、出口導向等戰略，從國際經驗上來看，這可以保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長的高速增長。因而，來自印度的競爭壓力將會增大。

林毅夫接著指出未來我國應對新常態下面臨的競爭和自身的問題的幾種措施。第一，加速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如果我國在未來5-6年里能維持7.0%甚至更高一點的增速，加上人民幣升值，高收入目標在2020年即可實現。第二，積極有為地幫助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非洲這樣可以承接的地方，避免被印度搶先而錯失發展良機。同時又能帶動非洲出現一二十年的高速增長，進而增加我們的道路和理論的自信。為此，在2020年之前，我國經濟增速力爭超過7.0%是必要的。

回歸到具體的操作中，我國要先解決幾個思路性的問題。

第一，關于霧霾問題，印度過去36年的增速都低于中國，霧霾問題卻比中國還嚴重。首先，霧霾與發展階段有關，老工業化國家，例如英國、德國、美國，在制造業發展階段時環境也比較差，因為制造業對能源使用密度教高，排放密度也高；其次，我國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最后就是環境執法問題。因而，要改善這種局面，唯一的途徑就是加快邁入以服務業為主的高收入階段進程。

第二，有觀點認為我國投資造成產能過剩問題，因而應該降低投資，變成以消費拉動經濟的增長的模式。但是我國產能過剩的部門主要集中在建材，無法靠消費消化掉。那么將投資轉移到那些能進行產業升級的部門或是基礎設施不足、有助于環境改善、加速城市建設的部門，就不會有投資造成產能過剩的問題，反而是補短板。投資應當是投向那些能夠提高生產力水平、促進經濟進入良性循環的有效投資，從而促進就業和收入，拉動消費，保持高速經濟增長。

第三，一些研究學者認為，在我國財政政策最積極的2008年到2012年，政府投資項目的回報率比企業低，因而現在政府不應再采取積極財政政策，這可能不完全正確。首先，政府投資的這些項目是企業不愿意做的；其次，這些研究忽略了政府投資項目回報的長期性和正外部性，從而低估了政府項目的投資回報率；再次，企業缺少激勵來做基礎建設投資，尤其在經濟下滑時，民營投資更不足。林毅夫指出：一國經濟增速下滑之時是政府做基礎設施建設最好的時機。這一觀點已被納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布的《世界經濟展望》中，在國際上開始形成共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