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去的一個月可能會被作為這樣的一個時刻被人銘記：美國喪失了作為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地位。

　　確實，以前美國也曾多次遇到過挫折時期，在那些時期里美國的行為幾乎就像是個多邊主義者，比如說1971年令人震驚的尼克松事件，其結果是終結了美元兌換為黃金的可兌換性。

　　但我想象不到自尼克松廢除布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以來有什么事件能跟中國籌建一個大型的新組織加之美國沒能說服數十個傳統上的“盟友”——其中第一個是英國——不要加入這個組織相提并論。

　　戰略戰術的失敗并非一日之間就形成的，而這種失敗應該讓美國對其處理全球經濟的方法進行一次全面的反省。中國的經濟規模現在已經能跟美國媲美，而新興市場在全球經濟產出中所占比例已經達到了至少一半，這種形勢下全球經濟的體系結構需要一種重大的調整。 而在美國，來自于各方的政治壓力已經讓這個體系變得越來越功能失調。

　　美國沒有批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治理改革措施，而這種改革恰恰是由美國自己在2009年開始推進的。這主要是由于受到了來自右派人士的阻力，其結果是讓美國在世界上變得孤立。通過補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資源，這種變化原本能夠提振全球經濟信心。而更加重要的是，這種變化會讓中國和印度等國家在該組織中獲得與其經濟規模相當的投票權。

　　與此同時，來自于左派人士的壓力則給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帶來了普遍的限制，這些項目是通過現有的發展銀行進行融資的。其后果是這些項目遭到了削弱，盡管許多發展中國家已經逐漸開始將基礎設施建設融資視為其主要的外部融資需求。

　　由于美國沒有履行其承諾，而美國支持下的政策則阻礙了其他一些國家想要通過現有國際組織提供或獲得的融資，這就給中國掃清了籌建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下簡稱為“亞投行”）的道路。

　　對于中國方面提出籌建亞投行計劃以后美國本應采取的戰術方法，尚有爭論的余地；但現在更大的一個問題并非戰術問題，而是戰略問題。美國的領導人應該將以下三條警言銘記于心。

　　首先，美國的領導層必須擁有兩黨基礎，避免偽善，并且不應局限于追求自我利益。只要兩黨之一反對幾乎所有貿易協議，而另外一黨則對為國際組織提供融資持抗拒立場，那么美國就將無法塑造全球經濟體系。

　　當美國的官員要求其他國家調整其政策時，后者肯定會有一種挫折感，這是無可厚非的，它們只會堅持認為國家級的監管機構、獨立機構和廣泛的司法行為并非美國官員的管轄范疇。當外國企業認定美國的行動存在不合法律的問題時，情況就更是如此。

　　美國領導權的合理與否，取決于我們是否能抵擋住濫用這種權力來尋求狹隘利益的誘惑，哪怕這種利益看起來有多么吸引人。如果我們過于咄咄逼人地顯限制美元的使用，只是為了尋求實現某種安全目標，那么就無法保持住美元在國際體系中的首要地位。

　　其次，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全球政治中，中產階層都是最重要的。有些時候，全球議程看起來普遍地綜合了精英階層有關知識產權、投資保護及監管和諧的考慮以及有關貧困現象的道德考慮，但卻幾乎沒有為中產階層說話。在工業國家中，不為勞動階層服務的做法從長期來看很可能是行不通的，而在發展中國家不斷增長的城市人口中也是一樣。

　　再次，我們可能正在走向這樣的一個世界：資本豐富，通縮壓力很大，需求則可能在一段時間里變得短缺。

　　市場目前預計，到2020年時大型工業國家的實際利率都不會達到遠高于零的水平，而且到那時通脹目標預計也很難實現。在未來，首要任務必須是促進投資，而不是采取財政緊縮措施。

　　從目前的體系來看，調整的義務落在了借債國肩上。我們現在需要的是一種對稱的體系，能讓盈余國也同樣承擔這種壓力。

　　對美國領導人來說，這些警言還只是開始而已。其他一些問題則包括全球公共產品、以當前時代所需要的速度和透明度來采取行動、以及政府和非政府行動者之間彼此合作等。

　　至關重要的一點是，過去一個月時間里發生的事件不會被未來的歷史學家視為一個時代的終點，而是視為一種有益的“警鐘”。

　　（本文作者拉里·薩默斯（Larry Summers）是一名教授，他曾擔任哈佛大學校長，并在1999年到2001年之間擔任美國財政部長，隨后在2009年到2010年之間擔任奧巴馬總統的經濟顧問。）（星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