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曉波

它是一座屬于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風景與商業(yè)的繁榮天衣無縫地交融在一起，在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需費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膚淺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樣。

在杭州，自然的美好風景與商業(yè)的繁榮天衣無縫地交融在一起

一

從2009年起，每年的11月全國都有超過400家媒體的記者涌進了城市的西部，目睹一個商業(yè)傳奇的誕生：阿里巴巴的淘寶將在這一天創(chuàng)造多少億的交易額。而一位長相奇異的中年杭州男人對幾位被選擇出來的來訪者喋喋不休地講述自己的、每次聽起來都有點夸張的商業(yè)夢想。

因為有阿里巴巴的存在，如今的杭州被視為中國電子商務之都，網易把它的運營總部遷到了錢塘江右岸，華為的一個研發(fā)中心和中國移動的數字閱讀基地都設在這里，中國四大物流公司有兩家誕生在杭州，據說，這個城市里有十二萬軟件開發(fā)者。

今天的馬云，對于杭州這座城市來說，好比一百年前的紹興女子秋瑾，她在被捕殺后葬于西湖之畔的孤山腳下，杭州因此成為了反叛者最心儀的“身后之地”，陳其美、章太炎、陶成章乃至蘇曼殊等人的墓都環(huán)立于孤山。

這座城市的氣質一直飄忽不定，大抵因為它從來不善于拒絕。

二

公元822年七月，詩人白居易授命南下到杭州出任刺史，其時，城市人口約4萬戶，計18萬人左右，已號稱“江南列郡，余杭為大”。

正是白居易在兩年多的任期內，重構了杭州的城市格局，修堤筑壩，使西湖成為一個景觀性湖泊，“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里白沙堤”。到趙宋南遷，此地居然被選為帝國都城，歷百年而一度成為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

最愛湖東行不足，綠楊蔭里白沙堤

我在做商業(yè)史研究時，曾與當地史家研討過一個問題，馬可·波羅到底有沒有到過杭州，他在游記中對杭州的記載到底有多少真實性，據意大利人的計算，臨安城“方圓約有一百英里”，相當于方圓170公里，這一面積比現(xiàn)在的杭州城區(qū)面積還要大很多，馬可·波羅說自己在臨安期間，正好碰上大汗的欽差在這里聽取該城的稅收和居民數目的報告，根據爐灶的數量推算，臨安城有一百六十萬戶人家，約640萬人，這當然是一個十分夸張的數字。

在我看來，馬可·波羅是否到過杭州是可疑的，不過也因為他的寫作，讓這座太平洋西岸的城市進入到了世界商業(yè)史的敘述之中。

三

1980年代初，讀初中二年級的我隨父遷入杭州，在很長的時間里，我并沒有覺得這是一座多么特別的城市。

這里的商業(yè)無法與一百七十公里外的上海相提并論，這里的湖光山色若放置于我從小長大的寧波、紹興等江南水鄉(xiāng)，也并無絕對的驚艷之處。在記憶中，當年城市的建筑物以灰色為主，市中心的四車道兩旁植著如茵的梧桐樹，道旁都是被水泥墻包圍著的工廠和居民樓。

中心城區(qū)的面積非常小，在全國省會城市中排在倒數幾位，在比鄰陳舊的房屋中擁擠著80多萬人，“美麗的西湖，破爛的城市”，這是1972年基辛格到訪杭州時對這座城市的評價，當時，他在這里的一座鹽商遺留下來的莊園里與周恩來總理起草了“中美聯(lián)合公報”。

當我在1990年大學畢業(yè)，重新回到這座城市的時候，一些陌生的、與金錢有關的景象開始像幽靈一般地出現(xiàn)，這些傳說率先是從菜市場里傳出來的，那些膚色粗糙、學歷低下的男人從舟山、福建等地運來新鮮的海蝦、帶魚和貝類，然后以幾倍的價格出售，他們很快穿金戴銀，成為這座城市里的暴發(fā)戶，用鄧小平的話說，是“先富起來的人”。

美麗的西湖，破爛的城市

1990年底，我奉命去城東采訪一家名叫娃哈哈的校辦企業(yè)，據說它在三年時間里成為了全國最大的兒童營養(yǎng)液企業(yè)，娃哈哈派車來接我，是一輛蘇聯(lián)產的拉達，接我的人說的第一句話是，“請拽住車門，它不太牢，車子開到一半可能會打開。”

在一個處于狹窄街道的廠區(qū)里，我第一次見到了宗慶后，他長著一張典型的杭州人的臉，方正、溫和而缺乏特征，他的杭州話很純正，講起話來有點害羞，喜歡一個人的表示就是不斷地給你遞煙。我沒有料到，二十多年后，他會成為中國的“首富”。

宗慶后是我見到的第一個杭州籍億萬富翁，在他之前，中國的富人大多出現(xiàn)在城市之外的農村，進入90年代之后，財富開始向城市聚集，這里有更好的商場、學校和醫(yī)院，浙江各地的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家——他們給自己起了一個集體名字叫“浙商”——紛紛到杭州來定居、投資，城市幾乎是在一夜之間就繁榮了起來。

1998年，朱镕基政府開放了房地產行業(yè)，杭州成為全國第一個房價迅猛上漲的城市，在2000年前后，杭州市中心的房價已從1200元每平方漲到了3500元每平方，而在當時，北京天安門附近及上海外灘的房價也不過如此。杭州市中心的杭州大廈一度成為中國最賺錢的商場，它的單位面積營業(yè)額在相當長的時間里為全國第一，一直到前兩年才被北京的新光百貨超過。

四

作為全國第一個高房價城市，政府在土地上嘗到了甜頭，有一位叫王國平的市委書記注定將在杭州城市史上與白居易一樣被常常提及。王書記是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他的父親曾是建國后的第二任市委書記，在十年執(zhí)政時間里，他把杭州當成了自己的家園來治理。在他的公文包里有一張杭州地圖，隨時隨地攤開來指手畫腳。

這是一位有爭議的強權者和建設者，在他的強勢治理下，環(huán)西湖的政府機構幾乎被全數拆遷，實現(xiàn)了“還湖于民”，通過大規(guī)模的排淤過程，西湖面積擴大了一倍多，他還決定性地將城市的建設中心向東延伸，從西湖地帶轉移到了錢塘江地帶，沿江兩岸迅速崛起，城區(qū)規(guī)模得到了倍級增長，而在城市的西部，他保留了西溪，使之成為“綠肺”，全國人民知道它是因為馮小剛的電影《非誠勿擾》。在這種空前的騰挪之中，杭州十年一大變，而政府也從中大得其利，在2009年，杭州的土地收入居然高達1900億元，為全國城市之冠。

與其他成為過帝國都城的中國城市——比如西安、南京乃至成都等等都不同，杭州似乎少一份頹廢之氣，在這里的二十萬在讀大學生、十二萬軟件開發(fā)者、數十萬的年輕創(chuàng)業(yè)者及打工者、以及數以十萬計完成原始積累的浙商群體讓它始終散發(fā)出充滿野心的商業(yè)主義氣息。

它是一座屬于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型城市，自然的美好風景與商業(yè)的繁榮天衣無縫地交融在一起，在這里，走近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只需費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膚淺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一樣。

一年一度的西湖草地音樂節(jié)是中國最熱鬧的民間音樂節(jié)之一，西湖動漫節(jié)則是規(guī)模最大的動漫會展，據說杭州有很多大咖級的年輕網絡作家，有一次我碰到廖一梅，跟她聊起杭州的話劇市場，他說，孟京輝劇團在杭州的票務情況竟好過上海，這讓我小小地吃了一驚。

跟中國幾乎所有的大城市一樣，杭州的交通是讓人絕望的，我的住房在運河邊，推窗可見城內唯一的南北高架橋，每到黃昏時分，紅色的尾燈是一道驚心動魄的風景線。每到節(jié)假日，杭州城內幾乎寸步難行，所以到這些日子，我必須離開。沉重的房價壓力，讓城市里的年輕人抱怨不已，如果靜態(tài)計算的話，他們一輩子賺的錢都得還給一套百來平方米的住宅房。

但是，絕大多數的年輕人仍然舍不得離開。

絕大多數的年輕人仍然舍不得離開

五

就在昨天清晨，我又去了一趟孤山。

站在湖之北岸，在我的身后是沉默的岳飛大廟，舉目望出，我看見了蘇東坡的長堤、秋瑾的大墓、俞樾的書房、林逋的水臺、蘇小小的亭子、吳昌碩的畫室，向東一公里有史量才的別墅、張靜江的公寓以及蔣介石送給宋美齡的美廬，水之南面是毛澤東常年居住的劉莊。

這些名字，有的顯赫囂張，有的潦倒一生，如今他們都各安其位地在歷史的某一個角落。

行遍天下之后，客觀而言，杭州的山水若在世界各勝景中進行排名，肯定進不了前二十。但是，在一個中國人的心中，若這些名字被一一朗誦出來，卻會生長出別樣的氣質，它是“歷史的黏性”，是被想象出來的風景。

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曾用一本書的篇幅描寫他居住了一生的城市伊斯坦布爾，在題記中，他說，“美景之美，在于憂傷”。

一切偉大的城市，大抵都是如此，它從歷史中披星戴月地走出，在破壞中得到新生，每一代人都在它的肌膚上烙下印記，讓它變得面目全非，然后在憂傷中退回到歷史之中，只有城市永遠存在，忍受一切，不動聲色。

(本文作者介紹：財經作家。本專欄為吳曉波微信公眾號“吳曉波頻道”內容。)